Netflix正在剥削压榨韩国影视劳工

源 / 《洛杉矶时报》

译 / TNABO

2019年，韩国编剧与导演黄东赫向「网飞」递交了一份反乌托邦惊悚类剧本，讲述了社会上的流浪者为争夺奖金而参加韩国孩童游戏。他的故事在十年前因过于离奇而被本土发行商们抛弃，但是「网飞」选择拿它碰碰运气。

《鱿鱼游戏》后来变成了回报丰硕的交易。这部9集剧集只花费了240万美元/集的成本，约为《怪奇物语》的1/4，收获了六座艾美奖，在首播28天后凭借16.5亿小时观看时长缔造Netflix纪录。根据「网飞」内部文件评估，它给公司创造了大约9亿美元的价值。

这部剧集让黄一战成名——但是没让他一夜暴富。

他的合同没收了他所有的IP拥有权，不留任何分红（residuals）——即编剧、导演、演员常常在作品进行重播时得到的专利费。他曾在采访中表示，《鱿鱼游戏》帮他赚到了“够填饱肚子”的钱。

「网飞」此后变成了韩剧最大采购商之一，而“鱿鱼游戏”成为了这个国家制作行业所说的“高性价比”内容的代名词。韩国还有诸如《王国》、《地狱公使》这些同以相对较低的制作费用生产，并在流媒收视榜上名列前茅的国际热门作品。

韩国内容未来对Netflix而言可能会变得更为重要，因为这家流媒商正在转向寻求境外作品来抵御好莱坞正在持续的编剧罢工活动。公司包括52部原创节目在内的大约130部韩国作品，已经能跟西班牙语内容储备相提并论。「网飞」估计旗下2.3亿订阅用户中超过60%的人看过韩国作品，近期还宣布将在未来四年内对韩语内容追加25亿美元投资。

由于愿意承担风险并为创作者提供当地电视台不愿给的创作自由度，「网飞」已经成为了制作公司和创作者的首选提案对象。如果没有Netflix，《鱿鱼游戏》永远都不会拍出来——这一点连黄自己也承认。

与此同时，韩国娱乐行业人士就跟美国的同僚们一样，对Netflix的商业模式提出质疑，担心这个国家正在变成这家全球流媒商的廉价品摊位。编剧与导演们表示，跟Netflix的合作不应该以牺牲分红为代价，同时工人们指出，剥削性的劳动行为在悄然驱动着Netflix的韩语内容热潮。

“这一切都归结于人工成本。”代表剧组工人的“放送员工工会”（Broadcasting Staffs Union）总管金基英说道，“这里的无偿劳动力数量大到惊人。”

「网飞」在回应《洛杉矶时报》多个问题的一份声明中没有详谈具体事例，只是表示给剧组与创作工人提供公平待遇的责任都在本土合作伙伴身上，该流媒商外包了它们的整个制作。

“我们给韩语内容创作者们提供了公平与极具竞争力的薪酬，为那些替我们制作剧集和电影的韩国制作合作伙伴制定了明文标准。”该公司说道，“这些标准达到甚至高于韩国法律规定。”

在2016年Netflix入驻韩国时，工人与劳工活动人士们都曾期望，这家适应了好莱坞工会更严格劳工标准的全球流媒商可以为这个条件差到人尽皆知地步的行业注入推动力。

当时的劳工问题源于韩国电视剧要一周播两场，且通常是连续两天一起放送。16集迷你剧是最常见的形式，在只有少数几集完成的情况下开播。制作工作人员要紧锣密鼓地工作，以保障每周制作出各为一小时的两集内容。编剧们常会在开拍前一两小时递交剧本。

参与制作的工作人员们得到的薪资通常是按日结算，但是一日的定义是一段持续不停的工作时间，哪怕超过了24个小时。有的制作在一周内会持续130个小时以上，导致工作人员只能在公共桑拿浴小盹几小时。

“拍摄室内场景时，你会失去昼夜的概念。”参与过数十部剧集的退休声音工程师郑浩昌说道。

2016年，时年27岁的有线电台tvN剧集制片人李汉平上吊自杀，留下一份遗书对这些条件提出抗议。

“片场工作人员们半开玩笑地用到‘劳动剥削’这个词在我心里挖了个洞。”他写道，“我其实也只是一名工人。但在他们看来我也不比压榨劳动者的管理人员好。”

李的离世加强了公众监督和劳工行动主义，带来了一些实质性改善，包括薪资适当提升跟拍摄期间安排更多休息时间。影响最显著的，是立法者们在2021年废除了一项法规，让韩剧制作不再能绕过规定每周标准工作时间为40小时，且加班不高于12小时的劳动法。

但是工人们表示，这些制作公司在给外包商「网飞」制作原创节目时往往无视这些法律。

“网飞原创制作跟其余韩国制作在工作待遇上没有任何区别。”工会金总管说道，“来来去去还是那批制作公司在生产那些作品。”

由于担心遭到制作公司的报复，许多接受采访谈论工作条件的人都要求不公开姓名。

以一位近期参与了Netflix原创剧集，正值事业中期的自由制片人为例，制作公司会给她支付固定月薪，可以理解为抢先预付了52小时/周的最高工时对应薪资。这是用来压榨工人的一种惯用手段。好比剧组还没登场但制片人要去开会这类准备工作，都被巧妙地排除在了工作时间之外。这相当于进行上百小时的非法加班——全部无偿。

“我当时的薪资大约是3400美元/月。”这位制片人说道，“可我想说我一周工作时间在90到100个小时之间。”

她描述称韩国制片公司长期处于人手不足的状态。“一个人预计要承包多个人的工作。”她说道，“我们就四位全职制片人，从签订员工合同到推进拍摄的所有工作都是这些人来应付。”

许多制片公司会绕过法律，在片场肆意为“工作”拟定自己的规矩。其中最常见的规矩之一，是只把摄影机开机时间算入工时。

“工人在作品正式开机前的劳动没有报酬，是这边长期存在的做法。”工会金总管说道。

以一位最近参与了一部Netflix原创作品的照明技术人员为例，她跟她的团队被要求额外花费两天时间来完成无记录或酬劳的准备与布置工作，而每次拍摄结束后收拾设备的时间也是如此。当其中一周的拍摄超过法定时间时，制片公司同意付钱，但不是加班费的水准。

“超过52小时的那部分相关酬劳是不会写在纸面上的，因为这是违法的，所以我们只能当场协商。”这位技术人员说道，“公司永远不会向你支付法定最高薪资，而我们只能拿普通薪资。”

尽管劳工部倡议把制作工人当做雇员而非独立承包商来对待，但是大多数人能被聘用仍是因为自由职业合同，没有标准雇佣合同中的劳动保护。由于企业没有义务去跟代表自由职业者的工会进行协商的义务，放送员工工会对现状无能为力。合同缺失约束力的工人们只能自谋出路。

“当我要求制片公司在我的合同里写上有关加班费或工时在内的具体条款时，他们都说拒绝并表示自己不受劳动法约束。”一位最近参与了部刚完工Netflix原创剧集的摄影机操作员说道。

要是有工人纠结这些问题，制片公司可以直接解雇对方。

“要是你签的不是标准雇佣合同，那么向劳工委员会举报拖欠工资或非法工时的流程会更复杂。”劳工律师姜恩熙说道，“你要先去证明自己是一名法律意义上的雇员，然后你的案件才会得到审理。这种不确定性会增加人的心理负担。”

《鱿鱼游戏》的成功在韩国编剧和制片人中掀起了一股提案潮。虽然以美国的标准来看，「网飞」的制作预算很低，但是相比韩国电台仍要高得多，让这家流媒商成为了敢于尝试前卫构思，能给编剧更多创作权的阔气金主。

但随着这家公司商业模式恶化的现实出现，先前的这些兴奋情绪正在消退。

“一开始想到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到自己的作品会觉得很激动。”一位Netflix热门剧集的编剧说道，“但是现在我再想会觉得：‘那又怎样？我什么也得不到。’”

Netflix流媒作品的分红要如何计算，是美国编剧罢工的核心所在。在韩国，这个计算要简单得多：一分没有。

一般而言，电台会根据“韩国电视广播编剧协会”（Korea Television and Radio Writers Assn.）制定的付费标准向编剧们支付分红，该版权组织在台本电视编剧没有工会的环境下替大家收取和分配重播与海外授权交易的薪酬。

但是「网飞」跟该组织之间未达成协议。这家流媒商据报道倒是为部分一线编剧支付了翻了一倍的15万美元/集丰硕剧本费。但对于不太有名气的编剧来说，其合同中的分红更稀缺。

编剧通常会跟一家制片公司签订长期协议，受委托去给一部潜在剧集创作前几集内容，以便对外兜售并推动拍摄。编剧费期望水准的30%会作为这些编剧的预付款。「网飞」的预付款通常在3万美元/集上下，但鉴于剧作、提案、选角、准备拍摄这一漫长进程，编剧在拿到全额剧本费之前通常要靠这笔钱撑过两三年。

更多时候是像这位编剧所经历的，无法拿到剩余报酬，因为剧本遭受数年拖延和无止境重写的影响而没能被看中。

“你每个月都有大笔开销，要是没有过去作品的分红支撑，生活很难维持。”她说道。

要寻求其余收入来源也不容易，因为编剧室就像被迫每周工作100小时的制片人们一样，也面临人手不足的情况。

“多数韩国剧集是由一两位主编剧来创作，一两位助理编剧去帮忙。”这位编剧说道，“这个行业已经习惯拿着微薄的薪资做大量的活，全靠创作热情去维持。”

助理编剧（assistant writers）——等同于好莱坞的签约编剧（staff writers）——通常拿着略高于最低薪资的收入，做没有时间规律的工作。这些人是制作成本可以维持在较低水平的另一个原因。

有人将助编与主编之间的权力失衡比作一位研究生跟一位论文教授。除了剧作和研究剧本外，前者的职责可能还包括打扫办公室或为老板做泡菜。

“我在当助编那会儿跟我的主编住了一段时间，所以我要做些家务。”这位剧集编剧回忆道，“我当时听到了些最让人震惊的八卦——比如一位助编要帮主编去洗脏衣服。”

可助编几乎不能署名。“正是这种做法让韩国内容有着‘高性价比’。”另一位近期签约了部六集Netflix迷你剧的编剧说道。

行业中有许多人担心，韩国已将自己锁死在一条不可持续的道路上。

“无论现在的内容出口有多强，我们迟早要迎来一个由盛转衰的临界点，除非助编体系这类劳动不公的问题能得到解决。”这位六集迷你剧编剧说道，“但行业里有很多人对此存有一种执迷不悟的自豪——他们觉得当前韩语内容的成功证明了这种体系是正当的。”

随着韩国对Netflix的依赖扩大，一些人认为本土制片公司正将自己挖入一个没有谈判余地的坑里。《鱿鱼游戏》改变了整个规则。

“网飞可以通过这么低廉的成本来制作这么一部全球轰动之作，意味着这成了他们的基线。”工会金总管说道，“他们知道自己可以在韩国这么干下去。”

电影票房受到疫情冲击后尚未恢复。电台为了跟上Netflix、YouTube等公司的步伐已开始削减台本节目。

「网飞」在给《洛杉矶时报》的声明中表示，它给当地行业带来了正面影响。

“我们的投资为数千名当地人创造了就业岗位，我们的培训计划有助于培养新一代台前幕后的韩国人才。”这家公司说道。

然而正是由于这种特有的影响力，让行业工会们认为是时候要跟「网飞」好好谈一谈。

“网飞在这边所拥有的影响力远超出任何一家发行商或投资商。”工会政策主管尹敏锡说道，该组织近期要求与这家流媒商会面，希望说服对方为成员们支付电台通常会支付的分红，“我们相信他们有责任跟我们进行交涉，其余流媒商和广播电台也是。”

但由于是外包拍摄，「网飞」不被看作是直属雇主，在法律上无义务与工会进行谈判。在好莱坞，该流媒商要签署工会们与“电影电视制片联盟”之间的全行业协议，而韩国相比之下不存在这类谈判。

立法改革可以提供一个突破口。若是修订案能通过，由大韩民国国会审理的国家工会法可以扩大对雇主的定义，让「网飞」这样的公司以雇主身份去跟工会谈判。

“韩国导演协会”也在采取类似的策略来争取修改韩国版权法，将权利默认归还给创作者，依法收取分红——无论Netflix的合同是怎么写的。

在最近对韩访问中，「网飞」联合首席执行官泰德·萨兰多斯为公司目前的做法做辩护，同时也承认其商业模式引起了担忧：“保持竞争力和促进健康生态系统在我们看来很重要。要是一部剧成功了，我们要确保创作者在下一季中得到相应的补偿。”

《鱿鱼游戏》的创作者黄便是如此，在去年透露「网飞」在做第二季时为他提供了一份“很不错的协议”，并且在为分红与版权问题寻找“替代方案”。

然而在今年2月，他还是支持了一项法案在法律上强制要求为创作者支付分红。

“我请各位收起短视，将此视为培养整个生态系统的其中一环。”他在一份递给国民议会的音频中说道，“为了能够收获下一部《鱿鱼游戏》或《寄生虫》，创作者的生计必须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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